2003年7月12日，“馬定祥錢幣藏品拍賣專場”在北京舉行。熱心的“錢迷”們從四面八方擁過來，有從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國來的收藏大腕，也有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澳門的實力派。
　　競拍的第一項是“江西官銀錢總號光緒三十二年壹千文”。此鈔品相極佳，幾經追逐，以1.4萬元打響頭炮。接著是大清銀行的鈔票浮出水面，光緒三十三年奉天發行的五角鈔票，也競賣到了1.4萬元。貴州官錢局印製的鈔票也是大家追逐的焦點，其中光緒戊申年的壹兩正票，底價為1萬元。一開場便氣勢如虹，競標者竟有十幾位之多，後被一香港鈔商以6.6萬元一槌搞定。一張山東官銀號光緒三十二年的伍拾兩樣票，也引起了一場惡戰，一直抬到7.8萬元才肯罷休。清鈔最高價是大清銀行的、有載灃頭像的壹元、伍元、拾元、百元共四種試色票，正背共六十四張全套，最終以42.9萬元高價，被一位香港的青年收藏家一舉奪魁。要知道，這樣的大全套，目前只有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裏存有一套。拍賣銀元時的喊價也是鋪天蓋地，那枚民國十八年的有孫中山頭像的背嘉禾壹圓銀幣，經過多次喊價，最後被一位國內不知名的收藏家以71.5萬元的高價捧走，創下了這場拍賣的最高價。
　　轉眼過了一年，又到了嘉德春拍的季節，北京又為馬定祥鼓起了一陣強勁的“旋風”。
　　展品中最惹眼的是金質“長鬚龍”大清銀幣，中國錢幣過去能拍到100萬元以上的錢幣極少，面對那枚讓全場眼熱心跳的“長鬚龍”，場面真是驚心動魄，價碼很快攀上了100萬元，而且還在節節挺進。拍賣師的錘子高高落定了：160萬！終於被一家“稻房”藝術品公司取勝了！加上百分之十的手續費，實際在交價達176萬人民幣！創下了國際拍賣史上中國錢幣拍賣的最高紀錄！
　　這枚金幣有著與眾不同的身份，它的原主人是原天津造幣廠的主管，這是當初在數種幣式中挑選出來的、進獻皇帝禦覽的呈樣品，這樣性質就決定了存世不會很多。延至現在，世存僅有兩枚，另一枚原為埃及法魯克國王珍藏，1954年經蘇富比公司拍賣流到民間，1989年再從英國流出，後被台灣鴻禧美術館拍回，成為該館的鎮館之寶。“稻房”也不是一般的企業家，而是在上海進入500強的一個大型企業的老總，他近年來活躍于國內外各大拍賣公司和收藏界，把許多流到海外的國寶級文物重金購回。
　　據後來統計，2004年中國嘉德組織拍賣的錢幣，總成交額達1000多萬元，而馬定祥收藏的錢幣就佔了一半以上，達500多萬元。
　　小小祥和泉幣社
　　安福路是上海西區一條鬧中取靜的馬路。南側的7號，是一棟不大的花園住宅。但是這卻是一棟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小樓，1940年，中國泉幣學社就誕生在這裡。從那時起，這裡陸續匯聚了一批中國最有責任心、最富才學、最富成效的錢幣收藏家和研究者，他們鑒賞錢幣，研討學問，出版《泉幣》雜誌，聯絡了各地的泉友，標誌中國錢幣研究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巔峰階段。
　　自從有了這個組織，年方24歲的馬定祥如魚得水，大開眼界，由此成為一名泉學新秀。為了更好地“以泉會友”，馬定祥早就盼望能像不少朋友那樣，擁有一家自己的錢幣店舖。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7月)，他湊足了100萬(中儲券)資本，就在重慶中路60號乙，開了一家“微型”的錢幣鋪，號為祥和泉幣社。
　　這家店舖可能是大上海最小的店舖了，小得可憐巴巴——門面只有兩米寬，店堂只有五六個平方米，房間又矮，十分寒磣地“偎”在新漁陽裏的弄堂口。相對這個不大的店來說，櫥窗裏的“貨”都是些毫不含糊的實物，諸如盒裝的全套七枚民間紀念幣(即有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等軍閥的頭像的銀幣)、三鳥幣(即正面有孫中山先生的頭像，背面有著三帆船和三隻飛鳥的銀幣)，戰國刀布、大明寶鈔、戶部官票等等，都是貨真價實的熱門貨。
　　這店堂儘管很小，好歹還能算個房間，樓上可就慘了，竟是一間用木板搭起來的簡易屋子，隔壁人家走路、上下樓梯，甚至大聲說話都能聽得見。他除了外出收錢，就整天“焐”在這裡摩挲錢幣，一會兒翻閱資料，一會兒拿著放大鏡仔細地觀看，一會兒又拿起別的錢幣反復比較。
　　這家店堂小到這個份兒上，可是往來的顧客卻很有“規模”——有全國數一數二的錢幣收藏大家，如李偉先、羅伯昭、李蔭軒、孫鼎、沈子槎、施嘉幹、耿愛德、康際文、吳籌中、王亢元、丁福成、陸世百、朱紹森、趙權之、何雨霖等等。馬定祥的工作室寫字檯右邊的墻壁上，釘了一排洋釘，每個釘子上都標著名字，名字下面挂的古錢，都是按照他們各自的“胃口”，從各地為之覓來的。寫字檯的旁邊，還有一個有十多個抽屜的長立櫃，每個抽屜也都各有其主，貼有標簽，裏面是為另外一些喜歡收藏銀圓和紙鈔的收藏家們準備的“貨”。圈內人一看這名單，自會掂出份量——這裡簡直就是一個上海錢幣收藏家的供貨中心。
　　公私合營清產核資時，馬定祥的這個區區小店，除了自己的收藏品不作核資外，裏面的“家當”竟評估為八千多元(二千元便是資本家)。八千元現在看來不算什麼，但是那時一貫大明通行寶鈔，門市價才賣2元錢，清產核資中只算1.5元錢，現在已經值一萬元了，民國二十一年的孫中山三鳥幣，核價僅2元錢一枚，戰國安陽、平陽等的方足布和明刀，核價下來僅5分或一角一枚。所以，論門面，他家最小，論價值，卻是全國錢幣行業的“旗艦”。
　　天涯海角有知音
　　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海外泉友往上海走動得逐漸多了起來。慕名通過各種渠道來找馬定祥的也多了起來。
　　1983年，馬定祥在北京《中國錢幣》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大齊通寶辨》，很快被日本錢幣學家譯成日文，在日本《收集》雜誌上轉載，他的名字在日本錢幣界就不脛而走了。最早找來的是日本著名錢幣學家太田保，那時馬定祥已從上海博物館退休。那天，太田保非常客氣地向馬定祥贈送了他的著作《新版東洋古錢價格圖譜》。馬定祥拿過來就隨手翻閱起來，有兩枚錢幣背面的圖片張冠李戴了，指出再版時應當糾正，太田保低頭一看，居然真是這樣！立即站起身來鞠躬，心裏不由得暗暗吃驚，眼前這小老頭兒居然對任何錢幣的背面都瞭如指掌！這是何等“可怕”的功夫啊！
　　不久太田保又帶了他的學生——日本橫濱貨幣協會的會長菅谷信來訪。菅谷信也是當時日本錢幣界的實力人物。他們提出很多問題請教馬定祥，馬定祥都是有問必答。有一次，當馬定祥拿出一包錢幣放在桌子上給他們看時，太田保、菅谷信滿臉羨慕地說：“我們真想從這裡偷走啊！”引得馬定祥哈哈大笑，他乘興告訴他們：“這僅僅是我的收藏的一小部分，我大部分的珍貴錢幣都放在銀行保險庫裏，只能以後再讓你們欣賞了。”兩個日本人聽了目瞪口呆，菅谷信說：“來到了您這裡，我才知道什麼叫天高地厚啊！”
　　嗜“錢”如命不為錢
　　馬定祥有一枚閒章：“嗜錢如命”。他的確是嗜“錢”如命，為了錢幣，不知受了多少磨難。他又不刻意為賺錢，他一生向國家和地方文物部門捐獻了大量的珍貴錢幣和資料。各部門向他頒發過鉅額獎金，但他轉過手來馬上又是捐獻。
　　早在解放初的1956年他就開始捐獻了。那時國家正在籌建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他知道後，就將自己收藏的一批辛亥革命時期的錢幣和紀念章共十余枚，通過報社捐獻給了宋慶齡女士，其中有同盟會早期在海外發行的金幣券和1929年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時的紀念章等等，都是珍貴文物。
　　1963年，他向上海博物館捐獻了海內外存世極稀的、日本早期印製的錢譜善本《昭和泉譜》。
　　1983年，他的《太平天國錢幣》一書出版後，鋻於南京是太平天國的首府，也是國內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重鎮，就毅然把自己多年珍藏的太平天國錢幣，以及天地會的錢幣共105枚，全部無償地捐獻給了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其中有他非常喜歡的、收藏了幾十年的稀世之珍：太平天國攻佔南京後最早發行的貨幣——天國通寶3枚、存世孤品天國聖寶鉛質雕母錢，還有成套平靖勝寶、金錢義記、嗣統通寶、皇帝重寶當十大錢等各種天地會時期的錢幣。有的甚至不僅是錢幣，還是天地會會員身份或是某項活動的憑證，所以極其罕見，極為珍貴。
　　1990年5月，馬定祥健康情況已經大不如前，萌發了為故鄉捐獻歷代錢幣的打算，偕夫人和長子馬 春去杭州，向浙江省博物館捐獻了1500余件珍藏，其中包括從錢范到紙幣的各種錢幣，金、銀、銅、鐵、錫各類，應有盡有，還有一批珍貴的錢幣拓片和錢幣專著。浙江省博物館獲得了這批捐獻後，特地為之舉辦了“馬定祥捐獻錢幣文物展覽會”。浙江省博物館向馬先生頒發了鉅額獎金，作為報答，可是馬先生當場把這些獎金全部作為浙江省的錢幣研究基金，捐獻國家！在場的文物界的朋友們無不為之動容。
　　1991年1月7日，浙江省博物館的楊陸建副館長帶人來上海，這時，馬定祥已經病臥在床，行動遲緩了。人們在他的指點下，搬出一捆又一捆的錢幣資料，有文稿、手稿、拓集、照片，也有大宗錢幣拓片和成套的錢幣雜誌，居然滿滿七十四箱！不啻抱了個大金娃娃。
　　天津市義和團紀念館的王錫榮館長從報刊上得知馬定祥藏有義和團鑄造的團錢，過去一般人認為不大可能有鑄錢存世，而現在馬定祥先生這裡存有實物，真是石破天驚！於是王館長禁不住想請馬老割愛，把那三枚珍幣出讓給館裏，任憑你出多少價錢！當館裏收到了馬老的回信時，人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信上寫著：“我不賣，我決定無償捐獻給貴館。”誰知第二年年初，馬定祥住進了醫院，僅僅兩個多月就溘然長逝了！半年之後，馬定祥的兩個兒子馬 春和馬傳德，為了卻老父的遺願，專程北上，代表他們的父親，鄭重地向天津市義和團紀念館捐獻了這三枚團錢，實踐了其父生前一諾千金的一貫作風。